核电是当前能够规模化、稳定提供能源并有效实现二氧化碳及污染物减排，替代燃煤电厂的清洁能源，发展核电有利于减排改善环境，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尽管核电的发展可能会带来环境方面的危害，但是我们有信心建立起更加清洁安全的核电体系。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16年我国共投运7台核电机组。截至2016年12月31日，我国已投入商业运行的核电机组共35台，运行装机容量占全国电力装机约2.04%，远远低于世界11%的平均水平。种种情况表明，“十三五”期间，我国将更加重视核电发展，加大核电发电占比。

《中国改革报》援引中国工程院院士、秦山二期总工程师叶奇蓁称，安全发展核电，我们已经不存在技术难题。我国自主开发的先进的三代核电技术在国内外示范工程建设顺利，在运机组运行业绩良好，安全水平进一步提升，现有的核电安全措施已经做得相当到位。需要做的是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核电人才的培养，让核电成为能源结构中重要的一环对于我国未来的能源发展至关重要。

比美国还严苛的排放标准

我国自2011年日本福岛发生核事故之后，暂停了内陆核电的项目，截至目前，内陆核电项目依然没有被重启。叶奇蓁表示，没有重启内陆核电并不是担心安全问题，而是消纳问题。

叶奇蓁说：“内陆核电在技术上跟沿海核电是一致的。在核电的安全法规上和环保的法律法规上的要求也是一致的。从技术上讲没有差别，发展内陆核电并不存在技术上的难题。在内陆搞核电主要是考虑到对内陆环境的影响要求更严，所以在放射性的废水、废气的排放上提高了标准。到内陆建核电站，我们国家的标准甚至比美国的还高。我国核电引进的美国的AP1000技术，沿海核电美国的排放标准是3000贝可，我们国家要求限定在1000贝可以内，所以我们在美国的技术处理到3000贝可之后仍然需要再加一道反渗透工序，把其处理到低于1000贝可才能通过海水循环稀释到自然本底后排放。内陆如果建立核电站，一般是使用冷却塔采取闭式循环进行冷却。因为稀释的条件不如沿海，所以就把标准提高，提高到低于100贝可才允许排放，实际排放时也会经过进一步稀释，达到江河的本底水平。”

“目前中核集团、中广核集团、桃花江核电厂等共同做了一些关于核电的系列研究工作。现在的水处理技术不断进步，大体上可以保持在10贝可~30贝可标准排放。就算是在平时不会出现的最高浓度的废水浓度的情况下，系统处理也可以保证20贝可~30贝可以内，如果再进一步稀释，可以再稀释十几倍的话，辐射量达到天然本底水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20贝可~30贝可的辐射已经很小了，是可以在核电站中直接复用的。比如用于冲洗地板、冲洗设备等，有点类似城市里中水的使用。”

叶奇蓁认为，随着内陆地区经济加快发展，电力供需将会出现较大缺口，并且发展面临着能源安全和环境污染的双重压力，内陆建设核电是必然的趋势。

设计完备的危机预防机制

我国核电采用压水堆技术路线，无论从堆型、自然灾害发生条件和安全保障方面来看，可以坚信中国不会出现类似福岛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为了预防发生福岛核电站那样严重的事故，我国在核电站设计、运营和管理方面都有相当完备的措施。“我们在设计核电站的时候，是有对抗最大级数地震的技术要求的。绝不允许发生福岛核电站这样的事故。”叶奇蓁态度坚定地说。

我国的核电设计可以做到可封堵、可储存、可处理、可隔离，保证风险可控。我国核安全局在核安全规划中提出新建核电厂应从设计上实际消除大规模放射性释放，进而从根本上保障核电的安全，消除核事故对环境和公众的危害。核电站安全壳是钢覆面的，用钢筋混凝土打造，安全壳厚度一米以上，安全壳内有六七万立方米的容积，安全壳的强度和硬度以及容积都能保证在发生事故时发挥作用，保证辐射材料不外泄。

不仅如此，为防止类似福岛核电站那样的事故发生，在核电站的设计使用寿命和延寿方面，我们国家也有一整套的标准化操作方案，完全处于国家核安全局的监管之下，实行许可证制度。叶奇蓁解释说：“现在设计的核电站，我们对设备的使用寿命、老化程度都要做评估，从开始的时候就要计算主要的核心部分的钢材，会受到裂变中子的冲击而导致退化的情况。还有对于核电设备频繁停开机的耐疲劳测试，经过深入地分析、测试，保证我们设计的核电项目在使用寿命时间内不会产生材料性能的变化。目前，我国每一个核电站、每一个反应堆里，在压力容器的里面都装了若干材料监督管，我们会定期取出监督管做各种试验，强度试验、疲劳试验等一系列试验。通过对试验数据分析，看材料是否适合继续服役。根据多项试验综合评估，再批准延寿，国际上已经有成果的延寿经验。”

如果在延寿试验分析发现各项指标不满足安全使用的标准了，则不能延寿，需要关闭相应的核电站。核电站关闭退役也有相应的程序，处于国家监管范围之内。

我国拥有核乏料后处理能力

对于争议颇多的核乏料后处理的问题，叶奇蓁认为，我国的后处理起步确实比其他国家晚，但是我国有后处理能力。目前，我国已经成功地建成了中间试验厂，中间试验厂主要作用是试验后处理的工艺水平是否合格。在此基础上，准备做后处理厂的示范工程。建示范工程是为了降低后处理的成本；我国正在和法国洽谈合作，提升后处理水平，将来可能会建成商用的容量会更大的后处理厂，届时，后处理的费用会进一步降低。

之所以我国的核乏料后处理厂没有建立，是因为后处理厂投入太早没有必要，因为没有足够的核乏料需要处理。一个商用后处理厂每年处理800吨~1000吨核乏料。一个百万千瓦级的核电站一年卸出来大约20多吨核乏料。一个规模在800吨/年的核乏料处理厂，对应的是4000万千瓦的核电站产生的核乏料。从核电站整体发电量来看，还没有那么多的核乏料待处理。此外，核乏料产生后需要在核电站保存15年~20年才能运出处理。

叶奇蓁表示，从世界范围看，每个国家的核乏料处理厂建得都比较晚。在后处理方面，尽管我国稍有落后，但核乏料后处理厂的建设工作还是在积极地向前推进。

人才储备不足需加紧改善

核电人才也是保证核电安全运营的最重要的一环。为了避免发生苏联切尔诺贝利那样由于人工操作失误而导致的核电事故，我国也在积极推进核电人才的培养和储备。

作为“国之重器”，核电产业涉及的人才数量非常大。因为该产业链涵盖了科研、开发、设计、制造、建设、运营等多个方面，核电人才关乎核电行业健康发展。

叶奇蓁表示，人才后续不足是由于之前核电项目数量有限，市场需求不旺所致。而依据目前核电“十三五”发展规划显示，到2020年核电运行和在建装机将达到8800万千瓦的时候，核电机组需要的运营管理人才约为4万人。去年，在山东举行的全国核电人才开发与建设研讨会上，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研究生办公室主任艾德生也表示，中国未来10年对核电运营管理人才的需求要达到至少3万~4万名以上的总量。

目前，我国正在加紧核电人才培养。今年1月16日，核电国际人才培养高峰论坛暨清华大学与核电集团国际核电人才培养协议签署仪式在清华大学举行。由中核、中广核、国家核电三大核电集团与清华大学合作，旨在培养一批了解核电发展方向、具备优秀的工程素养和专业特长、认同我国核电技术的国际化复合型领军人才和工程技术骨干人才。项目将建立国际核电人才培养合作机制，打造有一定影响力的核电人才培训基地和国际工程人才培养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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